周忠和，1965年出生，江苏省扬州市人，古生物学家、古鸟类专家。199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古鸟类博士学位，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目前主要从事中生代鸟类与热河生物群的研究。
面对人生的每一个节点、每一次选择，兴趣是影响周忠和作出决定的重要因素。他曾说：“兴趣是第一生产力，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擅长的事情，在学习中寻找快乐，这一生才不会无趣。”正是因为对化石有着独特的兴趣，每天面对冰冷的石头进行科学研究这样一件或许在旁人眼里枯燥乏味的事情，却总能让周忠和沉醉其中。
化石是指人类史前地质历史时期形成并保存于地层中的生物遗体和活动遗迹，它是地球历史的见证，是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我国化石资源十分丰富且分布广泛，是世界上少有的古生物化石种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国家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古生物化石大国。在周忠和看来，化石是研究古代生物演化最直接的科学依据，是古生物研究者最基本的研究材料，“我们就像侦探一样，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用有限的信息尽量还原更多当时的现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从农村孩子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已经与化石打了40多年的交道。在他的记忆中，与化石的缘分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接触的一本叫作《化石》的杂志。这份杂志带周忠和走近了这些埋藏在地层之中的石头，将化石所蕴藏的关于地球生命发生的奥秘展现在他眼前，让他找寻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凭借优异的高考成绩，周忠和于1982年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开启了贯穿他日后人生的探秘之路。
在科研过程中探索未知、发现未知，是周忠和最大的乐趣；在野外探索世界过程中找寻完好的化石，深入研究，将成果公开发表、写进书本，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传递给大众，是周忠和倍感成就的事情。
1989年硕士毕业后，周忠和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1990年7月，他随队来到辽宁省朝阳县进行鱼类化石的考察工作，在朝阳县波罗赤镇的一条小山沟里发现了一块属于白鲟科的鱼类化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长江白鲟最早的祖先，这一发现让研究工作初露头角的周忠和兴奋不已。同年9月，心怀“挂念”的周忠和再次来到波罗赤镇，这一次他意外发现了两块距今约1.2亿年的鸟类化石——后被命名为燕都华夏鸟，是当时白垩纪最完整的鸟类化石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稀少。以此为契机，周忠和弃“鱼”从“鸟”，开始了对中生代古鸟类的研究。在研究所的安排下，周忠和与他的同事们组成一支“辽西”发掘队，在随后的2年里又从同一地点发现近20件化石，包括3种以上的不同类型，其中至少有5件标本保存了头骨的成分。1992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古鸟类与进化会议上，周忠和报告了他的发现与研究，被与会专家认定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一个长期的空白，引起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广泛关注。
考虑到当时国内在古生物学领域的科研水平与国外存在的差距，周忠和希望能进一步了解国外研究的先进技术、方法与科研思想，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于是，他萌生了出国学习的想法，并于1995年成功申请到赴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古鸟类博士学位的留学机会，师从世界古鸟类权威马丁教授。这段海外求学经历，不仅使周忠和积累了很多专业知识，弥补了过去在地质系没有学到的生物学相关课程，加深了对进化论的理解，还大大提升了他的英语能力，开阔了他的眼界，为日后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1999年，周忠和获得博士学位并破格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而后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祖国，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热河生物群”课题组负责人，继续古鸟类研究。“热河生物群”课题组是一支以30多岁年轻人为主体、学术阵容强大的研究团队，立足辽西地区的脊椎动物化石资源，对多个脊椎动物类群及其地层和环境进行综合性研究，将热河生物群的研究推向国际前沿。
关于早期鸟类和恐龙习性等相关研究，为一度式微的鸟类飞行的树栖起源假说提供了有力支持；
“热河生物群”课题组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对揭示脊椎动物许多类群的起源和系统演化过程具有重大意义，并为解决进化生物学和地学领域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成果不仅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还使我国逐渐成为当今国际上该领域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很多人不太了解古生物学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古生物学到底在研究什么，这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与周忠和讨论和交流专业问题，生活中也就难免经常被人问及一个问题——研究古生物学究竟有什么用？
在周忠和看来，问某个学科有没有用本身就是一个功利问题。他认为，“国内有很多人往往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我们过多强调‘国家需求’，但对所有学科都强调‘国家需求’就有问题。”虽然和材料、生命医学、计算机、能源等热门研究领域相比，古生物学研究在当下受大众关注程度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学科就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应正视古生物学的重要性。古生物地层学是地质学乃至地球科学的基础学科，本身是进化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它不仅能回答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基本问题，撰写生命史书，而且还会对预测未来环境变化对人类和生物的影响、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是一门能够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学科。
尽管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古生物学在国际学术上为中国人争得了话语权。近年来，我国在早期生命演化、古鱼类、恐龙类、翼龙类、海生爬行类、古鸟类和古哺乳动物，以及古人类、古植物、古昆虫、生物大灭绝及地层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周忠和用“井喷”来形容近30年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研究态势，他的同事——因恐龙发现和研究而声噪世界古生物学界的徐星将其归功于古生物学前辈们留下的淡泊名利的传统。周忠和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时大力提倡不功利、不浮躁的工作氛围，使他的研究团队取得了很多显性成果：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与《科学》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研究成果多次入选美国《发现》杂志年度百项科学新闻、《时代》周刊年度世界十大科技发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成果、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等。美国著名古鸟类学家Alan Feduccia曾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撰写评论文章称：“周忠和的发现带动了随后发生的鸟类进化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突破。”
作为科研团队的带头人，周忠和还十分注意科研资源的科学分配。他充分考虑每个人的优势，力求做到人尽其用、各有收获，在团队内形成互帮互助、合作共赢的氛围与机制。正如习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所指出，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既要有工匠精神，又要有团结精神。表现在地质学家学风上便是集智攻关、团结协作。而良好的团队协作，离不开健全的协同机制的保障。机制不仅仅是一条条成文的规章制度，有时候更像是每个人心中一条牢固的纽带，将每个个体紧紧地扣在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如今，他领导的课题组成员都已成为各分支领域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周忠和将部分精力投向了科普工作。在担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几乎每年都为全国两会带去科普相关的提案，包括《完善科普法治体系，促进新时代科普繁荣》《增设科普职称序列，畅通科普工作者职称晋升通道》《为科研工作者参与科普提供更多支持》《应高度重视科普价值，有效助力“双减”落地》等。
如何鼓励更多科研人员参与到科普中来，促进科学共同体和社会舆论环境对科普的认可，是周忠和思考的众多科普话题之一。作为自然科学的代言人，进行科研与教学工作的科学家自然应成为科普活动的主角。尽管科学家们有着繁重的实验、项目申请和论文发表等工作，并且从个人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对自己工作内容的选择权，不能强求，但周忠和仍然倡导科学家应该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周忠和说，国外申请科学基金时，有些会明确规定将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公众普及与教育，这一理念现在还未在我国普及，因此他希望今后的科研项目或基金中，能够明确增加一部分投入用作科普经费。此外，周忠和还提出应让科学记者成为一个专属职业，在科研院所、大型科技企业、重大科技项目设立专门岗位，配置专职的科普人才来持续开展日常科普工作。这些专职岗位可以让一些对科普工作富有热情的自然科学专业领域的硕博研究生来充任。
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2020年，周忠和注意到网上流传的一些与时事相关的“伪科普”内容引发了当时的公众恐慌。他指出，虽然我国的科普法施行近20年，使科普形势已大有改观，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科普工作遇到了新的问题，即对虚假科普内容制作传播者追责缺乏法律依据、科普经费保障不足、科普主体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等，是时候对科普法进行修订了。于是，他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完善科普法治体系，促进新时代科普繁荣》的提案。
同时，留学期间周忠和还了解到，在国外，做好科普工作其实是可以赚到钱的。他谈道，一些国家的科学家或科普专家会专门撰写科普图书且十分畅销，这也说明了国外科普市场的健全。因此，周忠和认为，除了从制度上适当扩大对科普的支持投入外，也应注重为科普的推广培育更好的国内市场。
周忠和身体力行地带头编写科普丛书，并身先士卒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主编了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为保证其科学知识内容的准确性与专业性，他亲自联系了近10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院士来审读。写作专业的研究论文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要把复杂、专业的科学问题变成浅显易懂的表述传递给大众并非易事，周忠和深感“时间不够，众口难调”。
树立科学精神是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的重要方面，更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先决条件。在科普科学知识之外，周忠和认为还应科普科学精神。科普工作在知识的传递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启蒙，启蒙大众的科学逻辑与科学思维，从而能拥有质疑精神，并对事物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断。
周忠和将科学精神归纳为“求真务实、探索创新、理性质疑”十二个字。他认为，科学精神的意义和影响力是超越科学本身的，虽然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去关心、了解科学，但普罗大众都需要具备科学精神。他认为“科学素养”是一个很好的词语，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如果大众在遇到不懂的科学问题时，知道如何去查阅文献、去调研、去选择接近真相，那便是社会进步的一大体现。
除了日常的科研工作外，周忠和持续关注并为科普工作准备着相关提案。谈及未来的工作计划，他在采访中表示，除了科技创新方面的提案外，他还将持续关注科普事业，推动构建大科普格局。（作者张柏惠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利婷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宣传文化部项目“二十大精神引领下新时代地质学家优秀学风宣传”[XFCC2023ZZ077]阶段性成果）
